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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人的“工匠精神”是怎样炼成的

【摘要】德国人的“工匠精神”,不仅在于勤于思考、善于学习、崇尚科学、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,更在于其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。“工匠精神”不是喊出来的,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;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,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。

【关键词】工匠精神 德国 治理机制?

自从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“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”以来,“工匠精神”就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企业的关注与热议。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”德国和日本是世界创造业强国,也是“工匠精神”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典范。其中,德国的“工匠精神”历史更为悠久、影响更加广泛,且是日本引为学习的榜样。考察德国人“工匠精神”的特点和形成机理,也许可为我们弘扬“工匠精神”提供借鉴。

德国的“工匠精神”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

所谓“工匠精神”,就是认真负责、精益求精、止于至善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。这种精神在德国的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。笔者曾于1985年至1987年在德国进修学习,后来又经常去德国考察访问或研究、讲学,对此深有体会。德国人严谨守时,上班时间不做私事、不打私人电话,办事中规中矩,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和程序;医生看病、工作会见都提前约定,处理事情有条不紊;干活时聚精会神,旁若无人。有一次笔者在慕尼黑火车站候车,看到一个工人在装一扇铁门。他把门槽里的碎石、杂物一一清除,然后用毛刷把灰尘一点一点扫干净。那情形不像在干粗活,而像在做一件工艺品,着实让人感动。正是有这种普遍化的“工匠精神”,保证了德国产品的高质量、高性能,打响了“德国制造”的国际品牌。德国的汽车、精密仪器、高端装备、医疗器械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享誉全世界,德国产品成为质优价高的代名词,使得德国长期保持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。德国产品为德国赢得了赞誉和尊重。

“工匠精神”不仅表现在德国物质产品生产过程,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笔者当年在大学学习时,如果找德国同学借笔记,拿出来的笔记都是工工整整,并分门别类装订在专门的听课笔记夹中。到任何政府部门办事,只要事先预约,到后通报姓名,立即就有人护送过去,根本不需要登记、查验证件等。这种“工匠精神”也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。1986年笔者在慕尼黑向住地一个中学生打听去丹麦阿尔胡斯怎么走,他马上掏出笔来,在纸上给我画出西北欧地区示意图和铁路行车、转车路线,给我耐心讲解,还时不时道歉:“对不起,这个地方可能画偏了一点“,让笔者既感动,又感慨。可以说,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“工匠精神”,已内化为德国人的思维模式,外化为行为准则,成为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,并潜移默化,代代相传。

德国“工匠精神”不仅基于民族特性,更与国家管理制度密切相关

德国人的“工匠精神”有其历史与文化渊源,至少有三方面因素不可忽视。一是德国人的哲学思维。德国人思辨能力强,喜欢探究世界底蕴、寻求终极真理,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,如康德、黑格尔、马克思等。这种爱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必然影响其行为方式。二是德国科技发达,曾是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心,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的创造发明影响了世界进程。三是德国自中世纪以来手工业就很发达,直到1983年手工业还占到GDP的11%。德国人动手能力强,很多人喜欢动手制作手工产品、自己盖房子。正是这种勤于思考、善于学习、崇尚科学、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,成为“工匠精神”的肥沃土壤。

然而,仅把“工匠精神”归因于民族特性有失偏颇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,同为德意志民族,原民主德国的“工匠精神”就远不如联邦德国。笔者1986年第一次到东柏林时就深切感受到两德之间的差距。东德当时在经互会国家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,东柏林作为首都,又是东德经济水平、生活水平最高的。但一到东柏林,马上感到是另一个经济世界:物资短缺,商品价格便宜但种类少,服务态度差;上饭馆要排长队;买了几本书想邮寄,在西柏林是很方便的事,在东柏林却很麻烦,要向外跑商店买邮寄的箱子、带子、胶水自己包装,剩下的包装材料扔了可惜,带着累赘。两德统一后,笔者为研究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,先后到柏林、莱比锡等地考察、访问,看到破败的工厂、凋敝的商店、冷漠的居民,不由得感慨万千。在联邦德国随时可以体会到的“工匠精神”,在东德却难见踪影。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市是当年斯大林、丘吉尔、罗斯福签署《波茨坦公告》的地方。笔者去时道路坑坑洼洼,楼房破旧不堪。最能说明“工匠精神”差异的是该市的大剧院。据陪同人员介绍,两德统一时,该剧院已经拆毁准备重修,地基已开始打桩了。但统一后的新政府认为,新剧院至少要达到使用百年的高标准,原设计太差,要推倒重来。新方案要3年设计、5年建造,但老剧院已经拆了,居民8年内看不上戏,怎么行?市政府决定在新址旁搭一个临时剧院,以满足近8年的居民需要。那天笔者特意去参观了那座已投入使用的临时大剧院,见其功能齐备,舒适耐用,并非“临时”凑合。由此可见,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是决定“工匠精神”的更重要因素。

中国的“工匠精神”如何培育和弘扬

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。从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到迈向高收入国家,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,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,都迫切需要各行各业推出具有高竞争力、高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,为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。弘扬“工匠精神”尤显紧迫和重要。

然而,“工匠精神”不是喊出来的,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;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,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。最重要的措施在于:一是改革教育制度,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体制,为现代工匠培养模式提供摇篮。德国的职业教育世界闻名,舍得投入,就业前途广阔,教师待遇优厚,值得我国借鉴。二是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,打破仍然存在的劳动力身份壁垒,为人才自由流动创造条件。全面实施人才战略,改革劳动工资制度,让具有“工匠精神”的人才获得应有的市场评价。三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让产品市场定价不受垄断势力干扰,不受非经济因素控制。要改革招投标制度,走出低价竞争陷阱。四是改善和强化规划管理。“拆了建、建了拆”的瞎折腾不仅极大浪费社会资源,也使建设部门的“工匠精神”变得毫无意义。五是强化产品和服务供应的问责机制,使假冒伪劣、投机取巧行为不仅无利可图,而且自讨苦吃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,是继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,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,成为弘扬“工匠精神”、维护自身声誉机制的自觉践行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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